这部电影曾在1948年开拍不久即暂停，经历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并对剧本大幅修改才终于完成，被认为是新文化事业的重要成就。

  那个时候没有“大片”的概念，按照现在的标准它妥妥是部大片：著名导演孙瑜执导，饰演主人公武训的是大明星赵丹，深受观众喜爱的“甜姐儿”黄宗英饰演开场的女教师角色。

  影片讲述清末山东一位名叫武训的农民，从青年时开始一直到老年通过乞讨举办义学的故事。故事本身饱含苦难与励志元素，演员表演真情流露，一上映就获得热烈反响，场场满座。

  知识界也是好评如潮，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发表影评上百篇，大多是溢美之辞，上海的《大众电影》更是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然而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对武训以及该片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社论的语气相当严厉，定调非常明确，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如人们猜测的一样，该文正是出于教员的手笔。

  可见，对于舆论上吹捧《武训传》的风潮，教员动了真气，才会采取如此霹雳手段。

  有了最高领导的意见，舆论风向陡然改变，出现了大量接棒批判《武训传》的文章，该片最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禁片。

  甚至有人猜测教员本人并没时间好好看电影，而是听信他人的意见对该片进行批判。

  因为电影开拍和上映前经过了相关审查流程，宣传部门和中央高级领导都提了修改意见，并对成片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教员批判这部影片，必然要否定那些的意见。他非常清楚他们是好心办了坏事，同时对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教员还是下定了决心，因为它涉及到中国革命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么样看待农民阶级？

  1924年1月，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大批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帮助其迅速在全国扩大组织，同时也充分运用的社会影响力发动群众，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到了1925年5月，因为在上海的日本人开办的纱厂枪杀罢工工人，引发该月30日的各界群众与学生支持罢工的大。英国巡捕竟向队伍开枪，杀害了13名学生与群众，其中年龄最小的遇难者才15岁。

  惨案发生后，在我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起来，举行全市罢工、罢市、罢学，并迅速向外省扩散，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

  在近代史上，“五卅运动”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党第一次领导全国性的反帝运动，所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会有一块关于该运动的浮雕。

  但是运动却最终失败了，最终的原因是工、商、学联合的力量不够强大，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来，充斥着大量买办的商会很快就跪了退出“三罢”，以至没有达成目标运动就草草收场。

  出乎意料的是，受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广东与香港同时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大获成功。

  这场罢工从1925年6月开始，从始至终坚持到1926年10月，长达16个月之久，变成全球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气焰。

  比较两场运动，我党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没有让农民参与进来，后者则形成了工农联合，特别是对香港的经济封锁得到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农民对工人运动的胜败，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农民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此。

  大罢工期间，广州革命政府发动了对陈炯明等军阀的东征与南征。由于广东的农动已经蓬勃兴起，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获得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并在宿营、给养以及侦察敌情等方面，提供各种帮助，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对此，连蒋介石都非常感慨地说：“两次东征及南路作战，工人农民都以实力来帮助”“没有工农的帮助，革命军决不能成功这样快。”

  马克思、列宁都肯定过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他们同时强调农民的保守性，认为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大城市中仅靠工人、士兵与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就很快取得了成功。虽然农民占该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但却并没有广泛参与革命。

  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的一个地主家庭，可他却从小对贫苦的农民充满了同情。他在日本留学时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从1922年开始就在家乡独自一人搞起了农动。

  彭湃仿造工会的模式开创性地建立农民协会，带领入会农民开展对抗地主加租易佃的经济斗争。看到入会能带来实在的好处，慢慢的变多的农民踊跃加入组织，农会力量不断壮大，甚至有的地方还实际掌握了农村的行政与司法权。

  农会的出现以及大获成功，用实践证明了农民可完全组织起来，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彭湃突破了革命导师对农民阶级认识的局限，这是他最了不起的成就。

  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彭湃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在党的支持下，彭湃开办了农动讲习所，将他的农动经验进行广泛地传播。

  而真正把农动推向前所未有新高度的，则是1925年6月接棒担任农讲所第六届主任的第二位天才人物，他就是。

  教员之前从事学运、工运与统战工作，后来才转向农动，所以他并不算最早的一批，却是最有魄力的一位。

  国共合作以后，我党主要工作有两个，一个是与的统一战线，另一个是工人运动。

  即便如此，农动也不过是个副本，任务主线还是前面那两个。可问题就在于，无论统战还是工运，都让我党感到力量不足，经常陷入被动。